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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这十年走进黄金时代,走出国门与世界共享“中国经验”

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的话:“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这样强调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中国考古在科技考古、多学科交叉考古、边疆考古、申请世界遗产、国际联合考古和办展、修复文物以及文物返还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十年来,已逐渐形成新时代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国际考古界同行也赞叹“中国考古进入黄金时期”。在这个黄金时代,整个社会对考古的认知也发生着变化,“冷门”专业成为“热门”,“网红考古”“网红文博探索节目”等现象的背后,不仅是文化传承,也是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未来中国的考古工作和民间的“考古热”“文博热”,也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联系。

  《 大海道——“ 南海I号”沉船与南宋海贸》 展出磁灶窑绿釉印花卉纹折沿菱口碟

  考古“由冷及热”,是全民切身感受

  2013年5月2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信的开头写道:“来信收悉。得知你们近一年来不仅校园学习取得新的进步,而且在野外考古实习中很有收获,甚为欣慰。从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你们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信中还写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当时还是2009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生的王思渝现在已是助理教授,回忆起当年和同学们收到总书记回信的那一幕,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正是这封信坚定了自己的事业理想,让他感受到所学专业不仅是满足自己的兴趣,更多了一份使命感。如今,他的研究方向涉及新博物馆学、博物馆展览批评、批判遗产研究和文化遗产社区等。作为知识的传播者,王思渝还通过授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的信念传递给学生们。

  王思渝还是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的主任,与同事合作策划过很多展览和学术活动,吸引了众多校内外的观众和参与者。他表示,这十年来切身感受到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王思渝说:“当年我们还是本科生的时候,考古学其实是一门冷门学科,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报考这个专业,这让我感到自豪。”

  王思渝的话让《环球时报》记者想起2020年湖南耒阳女生钟芳蓉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发的社会热议。那一年的7月,钟芳蓉高考成绩考出676分,名列湖南省文科考生的前茅,她选择考古专业给国内持续升温的“考古热”又增加了不少热度。

  谈到考古专业“由冷及热”的变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主动填报考古专业的人数在过去几年有明显增多,并且真正喜欢考古学科的人数也不断攀升,很多学生甚至在中学阶段就会有意识地看相关的文献、书籍,考古学在年轻人中‘热’起来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从大环境来讲,现在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除了考古专业领域的“渐热”,民间的“考古热”“文博热”也值得关注,各地博物馆吸引了大批观众,《国家宝藏》等大型文博探索节目收视率也很高。年轻的手工艺达人雁鸿是个知名“网红”,她发到网上的作品中有用3000颗坚果壳做的黄金盔甲、用易拉罐还原的《甄嬛传》中华妃的头饰……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这些年痴迷于与考古相关的知识,并感受到同龄人中的“考古热”“文博热”。她把自己做的、灵感来自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神树的头饰发到社交媒体上,很快就收到很多网友点赞。雁鸿还被一档节目邀请到三星堆博物馆学习修复文物,博物馆中的展品令她感到震撼。她表示:“我在博物馆收集了很多资料,它们都是我以后创作的宝贵素材。”

  为新时代考古学科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2020年第23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文章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点出了中国考古学的使命,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的重要论断,也为新时代考古学科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同时具有对历史的最为完整的记载,显示出中国在世界上最为成熟、发达、完备、延续的史学传统。回顾历史,中国现代考古学1921年诞生,正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同一年,夏鼐、苏秉琦等考古学家都讲述过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源与“五四运动”的特殊关系。

  谢茂松认为,中国文明传统正如川流不息的流水,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而来,真可谓古今一体。举例来说,苏秉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并进一步概括为“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两大区,这与当今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区域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未来十年,中国的考古工作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联系。由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世界也必将对中国考古、中华文明越来越感兴趣。

  埃及文物部前部长马姆杜·达马提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还回忆起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埃期间参观卢克索古埃及文明遗址时的情景。当时应邀做讲解的达马提说,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埃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两大文明要加强交流互鉴。

  这些年,达马提一直关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他告诉记者,中国大量的考古发掘,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可以唤醒沉淀的历史记忆,凸显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彰显中国文化大国的地位。达马提说:“考古就是探照自己民族的过去,虔诚地与祖先展开对话;考古就是挖掘历史,挖掘民族自信,事关国家的文明认知和文化基因血脉赓续,因此,中国的‘考古热’意义非凡。”

  “永远不知道会有哪些惊天发现”

  让“网红匠人”雁鸿感到震撼的“三星堆”可谓国内家喻户晓的“网红考古”。在国家文物局刚刚揭晓的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名列其中。“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自2000年9月,时隔30多年三星堆发掘重新启动以来,惊世文物不断上新,已出土有编号文物近万件。作为亲临一线、见证这一重大历史发现的考古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三星堆等重大考古历史发现离不开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在他看来,科技考古的应用、工作理念的推陈出新,特别是多学科联合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同步进行都大大提高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的效率。

  冉宏林坦言,过去十年,他的工作定位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考古工作者,更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传播者。他希望将三星堆的考古成果作为世界遗产展示给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分支。据他介绍,下一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将以祭祀区遗迹为重点,除了继续开展祭祀区新发现的建筑遗迹的发掘之外,还将以进一步了解三星堆城址聚落结构为目标,开展月亮湾区域的考古发掘。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

  “最近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速度有目共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国家层面对考古学的重视与日俱增,体现在政策的支持、经费的支持、人才培养与建设的支持等多个方面。他还表示,从社会层面看,近年来的“考古热”、考古类节目的热播、对考古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的关注、对文物保护重视程度的提升等均体现出考古学的社会意义在国内不断增强。从考古学自身角度看,研究领域、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拓展与深化。贾笑冰感慨地说:“就我个人来讲,突出的感受就是考古学研究不再是‘冷门’、不再是‘坐冷板凳’的少数人的研究,它越来越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同时,随着学科发展,更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努力接受和掌握新理论、新技术,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考古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学科,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手铲会发掘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天发现。”

  走出国门,与世界共享“中国经验”

  中国考古界与世界的合作,也是这十年来的一个亮点。举例来说,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及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在洪都拉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科潘遗址开展考古工作。2017年8月,中国政府援助尼泊尔“九层神庙”震后修复工程正式开启。同一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合作破解“三连城”。中国政府还持续20多年向柬埔寨吴哥窟派出文物保护专家,柬方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发言人表示:“即使是疫情期间,柬中考古合作也没有停止。”

中埃考古队在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合影留念。 贾笑冰供图中埃考古队在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合影留念。 贾笑冰供图

  “中国考古学在很多领域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走在世界前列,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世界文明的本源。”贾笑冰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还表示,中国的境外考古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走出国门的考古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代表的都是中国的形象。贾笑冰曾在2012年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安集延州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这项工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学材料和认识。

  2018年,作为中国考古队队长,贾笑冰又带领中国团队赴埃及进行首次联合考古,做田野发掘工作。在中埃两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进一步完善了对卡尔纳克北部地区建筑布局的认识。这是首次由我国学者主导的埃及考古项目,实现了我国在埃及考古领域零的突破。谈到这些,贾笑冰表示,具体到中埃两个文明古国在考古领域的合作,如何在文明起源、发展道路和运行机制都有所不同的大背景下,充分地相互了解与合作,真正达到文明互鉴的目的,是他们需要接受的一项挑战。

  埃及文物部前部长马姆杜·达马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10年来,中国考古成绩斐然,让世界同行非常羡慕。来自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考古界的动力。中国这些年还参与对世界古文明的发掘和保护,贡献独特。中国考古界这些年积累的经验,也分享给国际同行,给了大家很多启发,值得借鉴。埃及作为文明古国,愿加强与中国在考古领域的合作,使自己的辉煌过往能够被更多的中国民众所了解。”

  2014年1月24日,中国首艘水下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01号”在重庆举行下水仪式。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截至目前,中国已在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中美洲、非洲的20多个国家开展50余项考古调查发掘和学术研究项目。中国发挥考古人才和技术优势,或与相关国家展开考古合作,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很好地增进了民心相通。

  科技考古的应用也将中国考古融入世界考古。在沈睿文看来,科技考古的标准是世界性的,它的结果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共同起点,这一应用也提高了中国学者将中国考古纳入国际视野的可能性。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中国考古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规划,将考古工作和国家战略、人才储备相结合。据了解,201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设立外国考古——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跟北大元培学院、外国语学院联合培养了一批既懂得考古,又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考古发声的高才生,目前,该专业已有两届本科毕业生。

  面对三星堆,“美媒怎能保持沉默”

  “中国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今日美国报》2016年7月就刊文关注过中国考古的飞速发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金蒙2018年也在《国家科学评论》撰文称,中国正处于“(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技术应用、高质量的人才和国际合作。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投入,并拥有一些世界上资金最充足的项目。

  “三星堆的世界,世界的三星堆”。在2021年中国公布三星堆新发现后不久,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傅罗文(罗恩·弗拉德)专门以“这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但西方正在忽视”为题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呼吁美国社会应给予中国考古发现更多的关注。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尽管美国社会源于不同地理和文化根基,但我们应努力承认并赞美这些多样化来源,包括更关注中国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

  傅罗文师从国际知名的东亚考古学家罗泰,多次到中国参与同考古机构和高校考古院系的合作项目。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三星堆是整个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这么伟大的考古发现,美媒怎能保持沉默?让我欣慰的是,文章发表后,我收到很多积极反馈,他们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

  在傅罗文看来,国际考古界,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毫无交流的考古学家,过去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比较窄,还不成熟”,但现在,像他这样与中国同行有过接触的学者都知道这并不是事实。他表示:“中国考古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正成熟发展。”傅罗文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中国政府为考古事业发展投入“海量”资源,培养了一大批前沿学者,他们远赴海外,学习学科顶尖知识,学成归来后建立新项目,继续与海外顶级专家共同开展相关研究。中国考古的主要研究机构和高校承担了大量国家级研究项目,而三星堆的重大发现正是中国考古领域秉承合作精神和发展成熟的最好体现。

  “毫无疑问,中国考古还会继续前行,取得更大成就。”傅罗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相信中国考古学界还会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在引进和应用国际上最好、最新考古技术的同时,也让世界考古共享“中国经验”。

  谈到美国顶尖同行对中国考古界的赞许,沈睿文表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已经百年,支撑一代又一代考古人辛勤工作的原动力是他们对考古的热爱、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中国的考古学已成功地完成本土化,走出了一条考古学中国学派的道路,这一点在目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极为突出的。

  沈睿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的考古学和西方的考古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一样:西方的考古学注重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中国的考古学更多的是依据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有着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学已逐步向文理交叉的人文学科转变。

  “我们犹如航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事实和考古材料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永远带着问题去探寻,不断打捞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过去。”在结束对中国考古发展之路话题的采访时,国内一位考古学家对《环球时报》记者做了这样的比喻。